学界应对新闻产品化的价值失落后果做出批判性考量，重估新闻生产的文体传统，发掘数字新闻生态下以“回归文体”为主要形式的新闻专业运动，最终令新闻重回人本、服务于理性的公共参与。

　　在数字时代，新闻生产的观念经历了从“文体中心”向“产品中心”的转变，新闻从一种传递信息且符合专业规范的特定叙事文本，逐渐汇入平台化和规模化的大众信息商品产消体系。平台及其商业逻辑从形式、内容与价值标准等方面重塑新闻生产的观念和实践，令数字新闻在产品化的同时亦进一步商品化。具体而言，一方面，几乎所有新闻机构均投入对全媒体平台用户注意力的竞争之中，这促使其将新闻首先视为吸引用户流量的终端信息类产品，进而以产品运作的模式包装和经营新闻内容，包括建立品牌内容IP和MCN矩阵以开拓新闻消费场景、借助平台算法精准匹配内容与用户、通过智能化分发为媒体持续运营创造价值，等等；另一方面，在上述逻辑的持续介入下，点击量、阅读量、转发数、评论数等数据指标已完全进入新闻编辑室的绩效考核体系，这显然重塑了新闻生产的劳动过程，加上平台算法对内容和用户的持续数据化，新闻机构越发将受众视为追逐快感的大众消费者，而非能够推动社会进程的理性参与者。

　　上述趋势揭示了数字新闻业所面临的一个本质矛盾。在平台时代，新闻机构不得不转变过去中心化、单向传导的受众观，遵从“作为产品的新闻”逻辑，主动顺应技术与市场逻辑，以攫取受众的注意力为依据进行生产流程再造，从而应对由多元主体构成的新闻生态下的竞争。但同时，以产品设计的思路生产新闻又暗含着对新闻某些本质取向的否定，其中新闻业的公共文化属性尤其受到冲击。伴随着新闻媒体的核心职能从“新闻收集业务”（news-gathering business）转向“受众聚集业务”（audience-gathering business），新闻逐渐趋向于琐碎化、空洞化，传统新闻业的整套价值体系在数字化进程中被不断瓦解和重塑，[1]新闻也因此逐渐失去其文化独特性，蜕变成按需生产、依标签聚类匹配的一般性信息产品。如何看待“新闻产品化”发生的动因？在新闻业所面临的多重危机下，产品化是否会成为一种主导性的生产实践？产品化背后的文化逻辑和价值构成又是什么？这是本文尝试回答的问题。

　　数字新闻主要依托平台进行内容生产与分发，这已是不可逆转的全球性趋势。不同于传统媒体机构，大型出版平台可以利用合作伙伴和用户来创建内容，同时实现资源聚合和成本节流。对于平台化媒体来说，最为攸关的生存资源就是用户的注意力，因此迎合用户的媒体使用习惯，不断在用户之间创建连接和互动就成为提升平台效能的直接方式。平台新闻业显然是一种超规模经济，它代表着一种新的市场结构或商业模式，即媒体与阅听人的双边市场结构被平台公司主导的多边配置所取代。[2]在这样的结构和模式下，新闻机构成为信息传播的多元行动主体之一，它们将自身作为“母体媒介”，即通过与数字媒体平台和其他内容相连接的方式，为无差别的潜在用户提供丰富、灵活LOL押注正规平台，、联动性的信息套餐。这一过程同时伴随新闻行业大规模裁员和项目外包，新闻编辑室经历剧烈的结构转型，日益呈现出空心化的趋势，逐渐向融合内容、销售、营销和其他功能（如多媒体运营和IT服务等）的综合运营体转变。[3]

　　在中国，数字新闻业的收入模式则更依托于平台结构而非尝试尽可能绕开平台，最常见的方法是通过数字营销来树立媒体品牌形象、打造矩阵化垂类内容。比如，澎湃新闻作为由传统媒体向新媒体全面转型的机构品牌，将自身定位为内容生态服务商、全媒体矩阵营销平台和内容供应商，其开设的“澎湃号”以邀请优质创作者、权威政务及媒体机构入驻的方式，打造平台化内容运营产业。《新京报》以其高效的全媒体矩阵著称，通过进驻各种媒体渠道，打造不同类型原创内容出口，全面开发用户注意力资源。在微信平台上，《新京报》就有“政事儿”“我们视频”“北京知道”等诸多公众号，体现了专业化和定制化的内容营销策略。此外，还有主流媒体尝试以脱贫新闻和助农电商直播相互带动，寻找媒体、政务与商业资源之间的共同利益枢纽，并对原创作品、记者、主持人实行IP式开发管理等。但是在这种产品化趋势中，新闻传播也逐渐模糊了版权内容营销的范畴，尤其在各媒体面向平台的“数字优先”（digital first）浪潮下，[7]生产新闻文本的优先性正在让位于内容资源的货币化转化，编辑方针由“发布什么”转向了“怎样推广”。[8]这无疑显著地改变了新闻业的气质。

　　平台生态系统最大的特征是相互依赖性和可操作性，平台因此而拥有了成为基础设施的潜能。[9]用户间的连接和作为驱力的算法、数据构成了平台发展的基本逻辑，新闻媒体的产品化策略在平台化生态中也自然体现出以用户为导向的特点，这大大颠覆了传统的新闻受众观。换言之，新闻不再仅仅是传递信息的载体，更是针对多元用户的不同需求而被生产、推广和营销的信息产品。[10]新闻机构逐渐习惯于从各色消费场景和利基市场中寻找自身产品的“生态位”（ecological niches）。在这一过程中，平台和媒体可以依托用户数据和智能算法描摹“用户画像”，并通过不同的（或综合的）算法推荐实现以“个性化服务”（personalized services）为旗号的多元精准营销。

　　对于数字新闻机构来说，产品化逻辑还有一个显而易见的优势，那就是在与用户的连接中，激发并吸纳用户的信息生产力，使之为我所用。在过去，媒体可以将新闻传播给数以百万计的人，但是新闻从业者几乎从不会与自己的“服务对象”面对面，他们日常要面对的是电话本里的消息来源、编辑和记者同事、其他媒体跑同一条线的记者以及身边的亲友等。而如今，数字技术的参与式文化改变了媒体与受众的关系，平台用户更多地介入新闻生产环节，平台也方便了媒体与用户建立直接联系，实时接收来自用户的信息、意见或故事创意作为未来报道的新闻源，这已是编辑室日常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11]媒体据此重新组织内容生产流程与架构，一个明显的趋势是：越来越多的新闻机构热衷于将自身打造成为社交媒体的网红账号，而内容作为它们与用户之间互动的连接点，也自然被商业化的账号运营策略所影响。截至2022年底，45家央媒、省级广电机构在抖音、快手平台拥有668个百万级以上粉丝量账号，较年初增长6.9%。[12]在其发布的短视频内容中，很多超出甚至违背传统新闻价值标准，以吸引用户为唯一目标的情感营销让许多曾经的“边缘媒体”也能登上平台热搜榜，几乎完全打破过去的行业内权威结构。

　　在产品化的思路下，新闻媒体深度融入用户连接的生态，其自身作为权威信息机构的社会角色也被消解，新闻业因此而迎来前所未有的价值危机。事实上，尽管“消费者”“用户”这样的术语暗示着受众成为新闻的“主动接受者”甚至“参与式生产者”，但实际上这种主动性只能在平台规则限定的范围内成立。[13]产品化具有显著的操作性价值，但其本质是以牺牲新闻业文化独特性的方式来为平台化社会的霸权结构提供掩饰。对于数字新闻业来说，产品化既是维系生存的务实之举，也是自身文化危机的催化剂。

　　新闻不是普通信息产品，自有其不容篡改的公共性目标。新闻机构的生产实践固然不能脱离商业体